100多年前的中国，正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清政府统治末期。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根本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唱片业。而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唱片业已繁荣兴起，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日本等国的唱片商将视线转向了中国——这一极具发展潜力的市场。 

    同治、光绪年间，百姓穷困潦倒，许多人靠卖艺谋生。当时的戏曲、曲艺、杂耍拥有一大批观众，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名伶。外国唱片商便利用他们的声誉、利用他们对唱片的好奇心，来达到为自己赚钱的目的。从全国各地邀请到了一些名伶，给他们灌制唱片，再发行全国。

      光绪末年，当时“百代”公司在北京特邀了谭鑫培（京剧老生）、陈德霖（京剧青衣）、何桂山（京剧花脸）、龚云甫（京剧老旦）、刘宝全（京韵大鼓）等艺人灌制了唱片。结果，发行量大得惊人且供不应求，“百代”唱片公司因此将唱片一版再版，既获得了社会效益，又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。 

     随着“百代”、“高亭”、“胜利”等外商唱片公司在中国的登陆，“大中华”、“长城”、“开明”、“蓓开”、“国乐”等华商唱片公司也先后在中国崛起，其中“长城”唱片公司应其老板是杜月笙，所以往往能邀请到众多名角灌制唱片，中国戏曲也通过这种载体扩大了影响。当时的一些名家名段也因此广为流传。“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……”（京剧《卖马》）、“二八的巧佳人……”（京韵大鼓《大西厢》）、“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……”（昆曲《牡丹亭》）、“见公子这光景心酸难忍……”（蹦蹦戏《玉堂春》）、“太太见儿如获宝……”（弹词《珍珠塔》）、“汉高祖有道坐江山……”（太平歌词《韩信算卦》）等戏曲，以及王人美的《快乐家庭》、周旋的《蔷薇处处开》、《何日君再来》、严华、袁美云的《好时光》等歌曲，上至官宦学士、太太小姐，下到轿夫更夫、商小贩均能朗朗上口，可见当时唱片流传之广。 

     唱片随着唱片业的蓬勃发展也在不断的发展。从上个世纪初的蜡筒唱片演变成胶木钻针、钢针唱片。由最初的从内向外放的唱片发展为由外向内放的唱片，从单面唱片到双面唱片，又可根据唱片的直径大小分成：8英寸、10英寸、12英寸和16英寸等几种规格，这些唱片均为每分钟78转。

    40年代后期，在上海又首先推出了新的录音技术——钢丝录音，其形状为钢丝盘成一卷，所录制的演出实况节目均为艺术大师壮年的极品之作，且数量极少，为当今所存录音中最为珍贵的资料（如程砚秋、谭富英《武家坡》、梅兰芳、杨宝森《红鬃烈马》、周信芳《赶三关》、叶盛兰、马连良、周信芳《甘露寺》、梅兰芳、李少春、周信芳、谭富英、马连良、芙蓉草《四郎探母》等）。惜乎所录的节目音质太次，又因其质地坚脆，极易扭曲、断裂，所以50年代中期基本不再使用。